旧邦新造

换而言之，此时的中国存在两个并行的宪法秩序，各地方单位只能服从其中一个，而不能假定二者均有效。清帝《逊位诏书》解决的是两个宪法秩序问题，即如何使服从清帝而不服从南京临时政府的地方单位承认民国政府。由于这些地方单位只承认清帝，清帝所下命令，对于他们仍是有效的。

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与清帝逊位之间，中国存在两个政权，均宣称自己具有对全国的统治权。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在暴力革命基础上，认为自己是“主权在民”的代表，此权不可能从清帝转让过来。反过来，清帝也不可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已在行使国民主权，因为这意味着君主主权的失效。

清王朝的政体具有“复合君主制”的特色，皇帝与其统治下的不同区域和租群建立起不同的法理关系，清王朝的同一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皇帝的有形的身体，而非制度的同一性建立的：他是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满人的族长，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民族隔离政策，致使不同租群无法通过日常交往形成共同的集体认同。这一隔离政策直到晚清推行新政，“化种族之畛域”时才逐渐放开。皇帝绝不仅是政治制度的顶点，他也是将这个庞大的王朝凝聚在一起来的纽带。一旦“皇帝解纽”，这个庞大的国家也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孙文在1917年后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形势回顾如此沉痛：“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所谓“统治权转移”，对于这些地方单位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事实。而对于已宣称代表全国人民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自然不可能承认清帝转移过来的是完整的主权，而只可能是清帝对其有效控制地区的治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