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909

这位年轻的王爷（载沣）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

但在1909年前后，“利权”二字已经成为大清国上下代表着政治正确的关键词，经济账显然要让位于政治账。而高喊爱国的大清愤青们，两袖清风；“俯从”民意、高喊利权的大清财政，也囊贫如洗，要实现收回利权的爱国义举，除了举借外债这一“卖国”行为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戊戌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无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戊戌政变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为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清史上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颁行《大义觉迷录》，本意是想用真诚、宽容来反击对其地位合法性的质疑，结果却令其得位不正的传言主导了当时和后世的舆论。

康有为是个聪明人。他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化，就是个十分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一穷二白”的大清国，在和国际资本的较量中并没有多少砝码，面对国际资本的狮子大开口选择余地很小：要么抱残守缺，寸土不让，除了喷喷爱国口水外什么都不能做；要么咬紧牙关，忍辱负重。

肥沃的权力牧场一旦抛荒，就会成为城狐社鼠的乐园。打倒了一头被既得利益撑饱肚子的饱狼，迎来的或许是十头嗷嗷待哺的饿狼。动听的口号如同风月场中的海誓山盟，比短暂的高潮消散得更快、更彻底。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态度，从来都是屁股指挥脑袋。

其实，早在祸事降临前，有条件的华商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企业穿上件“西装”，未雨绸缪。一身“洋皮”的作用，不在于狐假虎威，而是能令自己有效地远离“父母官”亲如一家人般的日常勒索。丧权辱国的租界，意外地提供了一方讲求法制与公正的“净土”，从而令华商们只需抬抬脚就能躲避官场的骚扰。而为民企换穿“西装”，也令外企获得了相当的灰色收入。披上“洋皮”的民营企业，便也如同外企一般享受到了税收优惠，而按照“行规”，所节省下来的税款双方五五分成。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每家外企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惺惺相惜。

1882年，朝鲜旧式军队因长时间领不到粮饷与新军发生冲突，拥立大院君重新摄政，史称壬午兵变。大清政府出兵“维和”，将大院君带回天津软禁，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并获得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督权。中国也与列强一样，在仁川等港口城市设立了租界，大批华商进入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