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一年

真正善良的人是敏感的人，而不是感伤的人，敏感的人刀刃永远向着自己，而不会像感伤主义者一样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

觉得海洋奇妙 ，它总是不断被划出道道伤痕 ，又总是处于完整无损的状态。

奥登有首我喜欢的诗：“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

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能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

我已满身伤痕百余，满心爱憎上百，不知所措的诗歌，就此似火燃烧着我我心，不知去向的TA们，此刻似剑刺入了我身。无力面对的心坎里，翻滚着悔恨的权主，因而恳请老天消失的权能，恳请失踪的一言。

有才华的人可以相望，不可以相遇。

那时，我发现了自己与周围人的巨大不同。对于他们乐观的事情，我很悲观；对于他们相信的事情，我很怀疑；他们听到的赞美和掌声，我听不到；他们听不到的苦难和哭泣，我能听到。他们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怀疑中――这或许是我从小就写作养成的习惯，当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愿意钻到月亮的背后，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为我一直认为，月亮的光明是幻觉，丑陋的表面才是真实。

跑步的时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树，结果发现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树差不多，矮小结实的身体，简素规律、神情肃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树的克隆者同时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铁的上班族，穿着米色和黑色的商务装，地铁门一开再一关，他们的疲惫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层。到了晚上，他们换上专业的跑步服，庞大的上百人的群体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连绵不绝，仪式感就像是参加弥撒。

进公寓看了看，内部整洁干净。公寓的墙上贴着倒垃圾的规定：“周一可以扔纸、布；周二可以扔玻璃、厨余垃圾……”看得人觉得很安心。这样的规则让人有生活的存在感。

食物过剩，糖分过剩，卡路里过剩。而互联网创业的热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为了让别人更懒一些，人和食物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食指一动，就等着外卖小哥敲门。

中国最先胖起来的一代诞生于饥荒之后，饥饿的记忆告诉他们的大脑要不断储存热量，因此对于食物有着穷凶极恶的热情。肥胖者说：“我什么都缺，所以我什么都吃。”而新兴的城市中产说：“我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什么都不吃。”

老人反而能看得很远。年轻人看得很近，因为向往未来，恨不得未来的每一分钟都要了解。老人支配未来的额度已经变得很低，只能看回过去，因此他们的视野反而变得很远。广袤无垠的过去的荒原，他们是主人。

目睹生命一点一点从老人的呼吸中溜走抽离。

想起之前看过在美国读书的朋友E的一段话：“从来没有像这一刻一样，想彻底退回到冬日的阳光、睿智的交谈、忙碌的阅读、甜腻的情话中去。有那么一瞬间有种幻觉，墙像荧幕一样，只要不盯着看，里边发生的一切就和真实的生活无关。”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最殊胜的忍辱是什么呢？像是对敌人修忍辱等等，最殊胜的忍辱是什么呢？阿底峡尊者说，是“谦下”。就算地位再高，也要想说“我跟狗是一样的！”如果能够保持谦下，就是最殊胜的忍辱了。不会自视非凡，不会想去跟敌人争斗，因为自己已经是谦卑的了，认为“他方很好，而我很差”，自然不会想去跟敌人斗。所以阿底峡尊者说：“最殊胜的忍辱，是保持谦卑。”

我当然很自怜地想到了自己。今年夏天我也参加过一个综艺节目――一档竞技类真人秀，伪装成24小时不间断拍摄，但当然不是。所有起床的镜头都是化妆师化好了妆再躲进被窝，假装惊恐和愤怒地被摄影师叫醒。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是艺人，他们非常善于展示自己讨喜的一面，只有我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当第一个被淘汰的时候，我如释重负。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着我很长时间，大概想拍到我哭泣的镜头――哭泣、呕吐、愤怒对电视镜头来说都是宝贵的，结果摄影师再次失望了，只拍到我一个迅速收敛的干笑。放下摄像机的时候，摄影师骂了一句街。

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我几乎不会日语，大多数时候面对别人都只能微笑点头，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说实话，即便会日语也无助于我缓解孤独。

两个天神降临到这个岛上，在岛上立起一根天之御柱。伊耶那岐命问他的妹妹：“你的身子是如何长成的？”她说：“我的身子都已长成，但有一处未合。”伊耶那岐命说：“我的身子都已经长成，但有一处多余。我用自己多余之处来填塞你的未合之处，如何？”两人约定绕着天之御柱奔跑，一个从左，一个从右。相遇的时候行房事。等两人依照约定相遇时，他们像初次见面那样客套。伊耶那美命说：“啊！真是一个好男子！”伊耶那岐命说：“啊！真是一个好女子！”伊耶那岐命却说：“女的先开口，恐怕不吉利。”但两人还是忍不住交媾起来，不久生下了一个残疾儿，让水冲走了。

格雷厄姆・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里写过：“她们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的体贴，你使她们有了安全感以及你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恨你是为了你打她们，或是为了一件待她们不公平的事。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只是走进一间房去，爱上了一个陌生人。”

脱衣舞的色情之处，在于它的欲盖弥彰，欲裸还盖，先做出一种神秘的许诺，然后脱一点穿一点，赤裸的过程用一种缓慢而诗化的过程体现，速度就像人堕落的速度。赤裸本身没什么迷人的，迷人的是堕落。

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觉得太太不爱他了，“我家睡的是榻榻米，所有人的被子都一模一样。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自己和太太的被子拿反了，到了晚上，发现她悄悄把被子换了回来。她连我的气味都难以忍受”。

30多岁的D小姐仍然爱看漫画和日剧，有着一颗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评价她吗？并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种程度上，天真和世故并不是矛盾的特质，而往往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阶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这个特质，而是早早地把它当作成长必然蜕掉的皮，轻率地抛弃在一边。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采了一路的花，采花时也显得兴致勃勃，充满乐趣，到了路的尽头却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变得世故。

可当才女们死去，势利的历史却只认得有传奇的才女。女人的传奇多半与男人有关，所以当我们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才女时，第一反应总是她们绮丽奇特的感情生活，作品不过是串联起她们一段段感情之间薄弱的线索，或是QQ签名一样的点缀。就像林徽因无论留下多少诗篇和建筑论文，她最有名的诗句依然是“你是人间四月天”，这诗歌满足了人们对于一个多情才女暧昧感情生活的想象，可其实是写给她儿子的。

纳博科夫笔下契诃夫式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集高贵情操和软弱无能于一身，这种情操到达人类所能及的最深层次，而同时他又无力将其理想和原则付诸行动，简直无能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他投身于道德的美善、人民的幸福、宇宙的安宁，但个人生活上却做不出任何有用的事情。他在模糊的乌托邦梦想中耗费着自己乡村的生命。他明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但同时又越来越陷入平凡的泥淖。

吃饭的时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龄，是嫁到日本的，她与丈夫是高中同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的婆婆嫁给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来日本生活。后来，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游戏打到早上四五点钟，自己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婆婆让她做很多家务，以一个日本主妇的标准来要求她，她却想要上进，读了东大的研究生，拍纪录片，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和独立纪录片导演。“今天下午刚刚谈完离婚。”她说。还好，并没有立刻流出眼泪。我恬不知耻地给出很多幼稚的建议，狂想如何嫁给有钱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

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火花》里形容的：“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歌舞伎的宿命是要不断地传承――他的儿子也注定要从事歌舞伎的工作。日本国宝级的能剧演员野村万斋不到4岁开始登台，和父亲一起出演。他的儿子同样不到4岁初登台，演一只小狐狸。野村万斋在台上对儿子念台词，宣告他的宿命：“汝之一生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哪怕落入黄泉，亦不得解脱……”说着，就落下泪来。

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图案是六子争头，三颗儿童的头，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下午，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是一个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当于700多人民币。90分钟内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真是太贵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