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划过夜空

平等并不是均贫富，并不是财产的平均，而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即追求幸福的机会之平等。

如何适当处理自己心中涌动着的道德感，如何克制对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道德形象的追求，如何维持常识、保持一颗平常心，说出事实，这看上去是知识阶层属于个人修养的问题，可是，因为它的群体放大效应，成为现代社会知识界最大的问题之一。

我以为知识阶层的所谓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但更为困难更难做到的，是表现在他不迎合、不取悦于民众上。

人类文明可能在一部分人中间先创造出来，它有能力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有了抽象的人道、人权的思维，而且，还设计“制度”保障这样的权益。

分析任何一件事情要依据三个要素，时间，条件，地点。民主制度的推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不同的要素下，民众的文明程度和民主意识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的推进全民民主制度很可能是危险的。其结果可能是“多数人的暴政”，也可能带来长久的社会动荡，就如同法国大革命后几十年的血腥政治。

如果没有对立派，依靠自身来取得中庸几乎是不可能的。

制度背后，是一种思维的表达。它主张人的平等、宽容，主张一种自由意志与另一种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不干预、妥协、礼让、双赢，等等。我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称为民主式的思维。

民主制度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这个“社会文明程度”，既是指处于社会上层的政治家、也是指身在底层的民众。

一些制度转型较晚的国家，面临类似的危险。政府的发展先行一步，待开始制度转型，政府本身的规模已经是巨无霸了。制度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是在新制度完善之前，政府能力却已经非常强大，制约很困难了。也就是说，社会失去了一个制度生长、政府生长、民间社会生长，三者同步生长和磨合的过程。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各方力量同步壮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劳工和民众不仅是极弱势，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像100年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的民众那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吞咽一切苦果。

民众先知道言论自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而要经过很多很多年，民众和媒体，才会理解人身攻击和谩骂，不属于健康的民主生活。

所以，美国人在建国时就选择了一条理性的道路。国家的制宪会议由一群具备文化的政治精英讨论，在坚持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下建立代议制的共和国。

上世纪初，中国也有过关于政体的争论，保皇派的认为应当君主立宪，革命派的主张共和制。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缺陷，其中还是梁启超比较有远见。任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贸然实行全民的民主是不可行的，人民不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利，结果他们的民主权利就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因此他更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中国实际的政治走势，几十年的动荡格局也部分的验证了梁的观点，在这方面梁启超的水平确实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更为与时俱进。

今天的民主进程已经大大深入，知识界对专制的批判已经非常彻底，而对民众的弱点可能导致的暴力和非理性，却常常还是闭着眼睛绕开，或是为其寻找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的反省，越来越艰难 。因为民主大潮的副产品，就是知识界日益把批判专制、强权，看作是为众人称道的独立精神，而没有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持独立思想言论于民众和知识界同行。

和许多18世纪思想家一样，麦迪逊的思考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上。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及政府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理论认为，权利起源于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人有权自由地处置它们的权利，他们相约联盟，这就是国家。然后，他们在自己内部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保留给自己，这就是政府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

在稠人广众之中，人们对良心实无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浑水摸鱼，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力反而消失了，结成群的人会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理由。这就是一些平时看看还蛮善良的人，一进入群体就表现得十分邪恶的原因。